抗日战争时期,敌后根据地在逆境中生长

来源:天津日报作者:黄金生责任编辑:杜汶纹
2019-09-10 16:30

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在整个抗日战争中,克服了重重困难,不仅顽强地生存了下来,而且在不断地发展壮大,在抗战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。抗战前,中共在陕北有红军9万,南方红军游击队有1万上下,但到抗日战争结束时,中共力量不仅没有削弱,反而在迅速增加。周恩来在1944年年底时说:“中共拥有正规军五十七万,民兵二百万,几已达到国民党现有部队的相等数目。”并且,中共又在敌后建立了591个县政权,“几已达国民党政府失去的七百二十一县的百分之八十二”。

中共所领导的敌后战场在抗战中面临着极其恶劣的环境,但是,中共及其根据地在这样的环境下坚持抗日,并一步步地发展和壮大。

“扩军”是硬道理

抗战开始后,毛泽东就意识到发展壮大武装军队这一“硬道理”,只有自身力量的强大,才能提高自身的威慑力。而蒋介石对中共的政策是“宽给其经济”“严限其军额”,他同意中共红军改编三个师的番号,并根据协议对三个师按4.5万人计算每月发给军饷。这些军饷对于刚到陕北不足一年的红军来说,的确非常关键,但中共也意识到,军队绝不能限制在蒋所给定的数量上。所以就需要放手发动群众,扩大征集给养,并扩充军队。

中共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──晋察冀在1937年年底开创之初,各种人员加在一起不过3000人。当时同志们开玩笑说,要问司令部有多少人?一盆菜就够吃了,一条炕就够睡了。聂荣臻表示:“为了创建抗日根据地,给予敌人更大的打击,最关键的是必须要更多的武装力量。”当时,北自雁门关,南至风陵渡,西起吕梁山脉,东至平汉铁路,均有八路军的部队发动民众,扩充武装。到1945年,晋察冀已发展到正规军三十二万余人,民兵发展到九十余万人。

抗战初期八路军抓住时机,大量扩军,动员号召群众,取得了显著成效,八路军原有的3个师很快得到了充实,新建部队的数量则是成倍地增长。作为中共指挥抗战的总后方,陕甘宁边区政府在抗战打响后,边区各部队派出大批指战员,深入各县城镇、乡村,宣传抗日,动员群众参军参战。由于战争形势和革命发展的需要,中共没有通过制定标准的兵役制度进行征兵,而是通过宣传动员招募新兵,发展人民武装和地方武装,建立各种游击队、义勇军等,扩大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规模。据不完全统计,从1937年到1940年,陕甘宁边区动员参军的青壮年共约3万多人。当然这种快速的扩军难免会出现只管凑数,不顾质量,有的就是直接收编的某些地主联庄、土匪等游杂武装。所以在1939年年初,在大量扩军基本结束之后,开始有计划、有系统地集中整军,对部队进行全面的整顿、训练和规范。通过对军队的集中整治,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有了很大的提高。

供给部“清家底卖破烂”

1940年八路军扩大了10倍,达到40多万。八路军兵员虽越来越多,但多以独立团、军分区、武工队的名义存在,八路军的正式编制依旧是3个师的番号,国民政府也只对原协议中的4.5万人发饷。而到1940年10月,这4.5万人的军饷也被国民党切断了。早在洛川会议上,毛泽东就明确提出了“整顿和扩大国防生产,发展农村经济,保证战时生产品的自给”方针,把经济建设列为全面抗战路线的重要内容。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,毛泽东判断:“长期抗战中最困难问题之一,将是财政经济问题”“以后会有那样一天,没有钱,粮食困难,怎么办呢?不饿死不解散就得要生产。以后我们要自己解决物质上的供应。”

当时,陕甘宁边区部队生活相当艰苦,每人每天只有1斤小米或杂粮,要靠挖野菜充饥,一年当中最多能吃一两次肉。庞大的军队经费支出,压得供给部喘不过气来,最后被迫“清家底卖破烂”应付急用。一次,供给部将值点钱的几匹老牲口和几辆不能用的大车,统统卖掉后得现款数百元,解决了急需解决的问题,花300元买了一批通信器材。

为了解决部队的经费问题,供给部想到了创办实业。比如开办骡马店。第一个骡马店,每天能赚20多元,利虽不大,但天天有钱进账。后来逐步在边区开了20多个店,生意越做越红火。骡马店的收入,很大程度缓解了供给部的财政困难。为了加强领导,供给部又把骡马店、交通与兵站三家合一,统称兵站,对整个边区的经济,特别是通邮起了很大的作用。

供给部还会通过一些贩运贸易筹集军饷。比如贩卖食盐。盐池离延安有200多公里,运到延安出售至少是3倍利润。按当时的政策,向西安、山西国统区运盐是“资敌”行为。但销盐可以换回西药、通信器材等急缺物资。打破禁运互换有无,对瓦解敌人的封锁也有利,1938年4月,贩盐问题被提交中央财经部专门讨论,得到李富春的肯定,毛泽东也完全同意贩卖食盐的意见。盐业发展起来后,中央决定,陕甘宁边区成立盐业公司。盐业对边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

“彭总见着吃肉就要骂娘”

根据地在经济上除了“开源”,还非常注重“节流”。一方面,通过精兵简政,另一方面,就是厉行节约。

彭德怀负责八路军的经费供给和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工作,他对于开支预算的审查非常严格,除作战经费和涉及群众利益的赔偿费可以宽打一些外,其他经费都抠得很细,特别是对特支费、招待费要求更为严格。他曾经多次告诫所属部队,领导同志下去碰上什么吃什么,一律不准搞招待。据担任八路军后勤保障工作的周文龙回忆,有一天,彭总到供给部驻地正赶上吃午饭,同志们想给他做几个菜,彭总知道后,立即制止了。他走进伙房,掀开锅盖,顺手抓起两个山药蛋和几片南瓜,边吃边说:“真香啊!”大家觉得过意不去,便又商量:“只炒1盘鸡蛋,行吗?”彭总听了,先摆摆手,后又拍着肚子说:“不用了,这南瓜就蛮好,你们看我都吃饱了。”在彭总的影响下,各级干部都十分注意节俭,到部队后都不让下面招待,坚持同战士同甘共苦。

彭德怀的艰苦朴素其实是有原则的。刘伯承、邓小平曾用自己的津贴做了四川菜,请彭德怀过来品尝,他就愉快地接受了邀请。还有一次,陈赓等人实在是馋了,旅里几个干部凑钱买了一些猪肉。听说彭德怀就在附近,但这几个干部怕挨骂,谁也不敢去叫他来吃。而就在他们把肉煮熟吃兴正浓的时候,彭德怀到了,众人正不知所措时,他幽默地指着陈赓说:“好啊,你陈赓吃肉也不叫我老彭啊!”一下子把这紧张的气氛给缓和了,陈赓边吃边笑着说:“有众人为证,我们都想去喊你来吃肉,有的说,彭总见着吃肉就要骂娘,我们怕你骂娘啊!”彭德怀拿起筷子哈哈大笑:“谁说我彭德怀不晓得肉好吃啊?”说着,大口吃起肉来。不过,这次凑份子的活动结束后,彭德怀对在场的人说,即使是自己掏腰包,这种打牙祭的事儿也不能多干,因为这样会使人迷上吃喝。他常常苦口婆心地劝说下属:“谁个不愿意吃好的呢,问题是还有人在饿饭,在吃糠!问题是群众是否都有好吃的了”“同志们一定要了解,一粒米,一文钱,都是人民的血汗和脂膏换来的啊!”

“多缴公粮等于多杀敌人”

2012年,山西娄烦县在普查当地革命遗址时,在一间破窑洞的灶膛里发现一卷麻纸,拿出来仔细一翻,原来是抗战时期马家庄乡道人沟村的公粮簿。蝇头小楷,记录着全村向当地抗日政权缴纳公粮的详细数目。除了公粮簿,还有一些八路军在特殊情况下向老乡打欠条借粮借物的记录。有的写着借马匹,有的写着借粮食,其中一张写着“借择石村周模旦谷儿1担,民国三十年秋”。

2014年4月12日,山西太原市娄烦县人武部派人把3袋面粉、两袋大米、一桶油和2000元现金,交到周模旦的后人周区贵、周诚贵兄弟俩手中。周诚贵回忆说,当年周家10口人在村里包坡、垦山,种着40亩地,一年能打万把斤粮食。当时1个人1年200斤口粮,八路军打鬼子,找百姓借粮,他爷爷马上借给八路军1担粮,相当于1个人半年的口粮。据了解,八年抗战中,当时只有4万人口的娄烦县,有8000人参军抗日,每年上缴口粮300多万斤给八路军和抗日地方干部。

在抗战敌后战场,军政人员的粮食供给是抗日根据地首先要解决的问题。征收公粮,是为了“确保抗战食粮之供给”。1937年8月1日,陕甘宁边区党委作出了《关于征收救国公粮的决定》,要求进行最广泛的群众性的政治动员,“应由党员做榜样,鼓励民众缴公粮。应以‘多缴一升国公粮,就是在前线上多杀一个敌人’来鼓励群众,使一般民众认识多缴公粮即是多助国家、多杀敌人的光荣事情”。

为了解决前线的供给,八路军前线各部队除担负作战任务外,均抽出部分人员组成工作团,分散到各地征收爱国公粮,在“有钱出钱,有粮出粮”“拥护抗日军队战胜日寇”等口号下,很快就征收、筹措了一批批粮款,对克服当时困难,保障部队供给起到了重要作用。一些开明绅士们也懂得了“国将不保,家何能安,覆巢之下,焉有完卵”的道理,主动捐粮、捐款。

“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”

随着相持阶段的到来,日军开始对敌后根据地进行“扫荡”,国民党也开始了防共、限共政策并在1940年后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,这样便使根据地的财政锐减,而陕甘宁等根据地又屡屡发生自然灾害,多个地区粮食歉收。

1939 年7 月至1940 年间,日本侵略军先后两次掘开滏阳河、运河、沱沱河及漳河堤岸,使冀南30 多个县100多万亩良田受淹。从1941 年到1943 年,晋西北、冀南、冀西、豫北地区旱灾严重,赤地千里,禾苗不生,有些地区还出现了蝗灾。当时仅太行区灾民就达35 万余人,加上敌占区逃来的10 余万灾民,多达50 余万。1940年到1942年期间,是根据地经济财政处于最困难的时期。粮食和物资奇缺,财政经济极端困难。毛泽东说:“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,没有油吃,没有纸,没有菜,战士没有鞋袜,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。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,企图把我们困死,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。”

1940年2月10日,中共中央、中央军委发出《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》,“斗争已进入更艰苦阶段,财政经济问题的解决,必须提到政治的高度,望军政首长,各级政治机关努力领导今年部队中的生产运动。开辟财源,克服困难,争取战争的胜利”,并要求全军“一面战斗、一面生产、一面学习”。在这种形势下,大生产运动率先在陕甘宁边区轰轰烈烈展开。1941年年初,王震率三五九旅开赴南泥湾军垦屯田,使“处处是荒山”的南泥湾变成了“陕北的好江南”。到1943年,陕甘宁边区开荒976224亩,耕地总面积达到1338万亩,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81万石,逐步摆脱了困难局面。

“八路军的掌上明珠”

“没有枪没有炮,敌人给我们造”,这首《游击队之歌》里的歌词反映了敌后抗日军民必胜的信念和乐观主义的精神。但事实上,并不是每次夺取日军武器的行动都能如愿以偿,有时甚至要付出惨重的牺牲。更为重要的是,随着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和战争规模的扩大,战场缴获已远远不能满足作战的需要。1937年11月,八路军总部作出“除了每个师外,各旅、各团,每个支队以及地方政府和自卫队都要招募技术工人,开办修械所和炸药厂(制造地雷和手榴弹)”的决定。1938年5月21日,朱德、彭德怀又向各部发出“要有计划创建军事工业”的号召。此后,八路军各部在招募技术工人和缴获日军小型机具的基础上,先后建立了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修械所等8个修械所。但是,这些修械所驻地分散,规模较小,设备简陋,不能适应抗战形势的发展。

1938年10月,在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,毛泽东说:“游击战争的军火接济问题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,一方面,大后方尽可能地接济他们;又一方面,每个游击战争根据地都必须尽量设法建立小的兵工厂,办到自制弹药、步枪、手榴弹等的程度,使游击战争无军火缺乏之虞。”1939年6月,总部组建了军事工业部,统一领导军工建设。

对于军工部的组建,中央军委极为重视,先后从抗日军政大学、总部机关、各部队和地方政府抽调了1000多名技术干部和工人支援军工建设,仅当年7月初即从陕甘宁边区抽调了300余名技术干部和工人组成“工兵营”,并从延安、西安运来一批较好的机器和器材。针对当时东南日益紧张的形势,朱德等领导人提出,总部修械所为避免敌人的破坏,应搬迁至更为隐蔽安全的地方,并创建长久的、稳固的军火生产基地。最后由左权选中武乡、黎城、辽县交界的黄崖洞。经过不到半年时间的艰苦奋斗,一个初具规模的兵工厂便巍然屹立于黄崖洞,代号“八路军总部流动工作团”。1940年春天,第一批步枪自黄崖洞兵工厂诞生时,正值朱德总司令55岁诞辰,工厂便把步枪叫做“五五步枪”。此时,兵工厂拥有机器设备约40多台件,职工近700人,被朱德美誉为“八路军的掌上明珠”。

据统计,在整个抗战期间,军工部所属各厂共修枪数万支,造枪9758支,生产掷弹筒2500具,迫击炮改平射炮数十门,复装和新制子弹223万余发、手榴弹58万余枚、掷弹筒19.8万余发、各种口径的迫击炮弹3.8万发。八路军自己生产的武器装备已经成为与日军作战的基本火力。

各根据地除办兵工厂外,还根据中央“各区要建立自己的军需工业解决自己的需要”的指示,办起了被服厂、鞋厂、皮革厂、纺织厂、造纸厂、毛巾厂、肥皂牙粉厂等。这些军需工厂千方百计克服原料不足和其他方面的困难,生产出大量军需品,源源不断地供给前方需要,对我军在困难条件下坚持敌后抗战,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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